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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歷史研修班談公眾史學之英國模式

發布時間:2019-10-09 11:38:56  信息來源:小編互聯網整理   作者:總裁培訓小編

  直到10年前,國內許多歷史學者仍然對公眾史學感到陌生。根據中國知網統計,1980—2010年,國內學術期刊發表的關于“公眾史學”或“公共史學”的文章大概不超過10篇,而在2010—2018年,這一主題的文章至少有112篇。與此同時,自2013年起,幾乎每年都有關于公眾史學的學術研討會和師資培訓班在國內舉行,公眾史學課程開始進入大學課堂,專門的研究中心得以成立,僅2018年一年就有兩份專注于公共史學研究的學術輯刊——浙江大學的《公眾史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公共史學集刊》——在國內出版。這樣的“公眾史學熱”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現代公眾史學,即公眾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或一個研究領域,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里,公眾史學的發展大致遵循兩種模式。

  北京大學歷史研修班首先談談公眾史學的英國模式:

  與美國模式強調實用主義有所不同,在歐洲,公眾史學教育旨在為博物館、遺產機構、圖書館等一系列機構輸送專業人才,公眾史學更傾向于影響公眾意識,成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因此,“人民史學”的提法有時代替了公眾史學,其預設的命題包括:社會沖突與不公是常態,文化一致很難達成;歷史判斷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或不偏不倚的;歷史學家應該為歷史的失敗者發聲,而不是為當權者辯護。歷史研究的政治目的往往是公眾史學家回避的,而人民史學則直面這一問題。1970年代,在英國、瑞士、德國、意大利、法國等國興起的“歷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運動是公眾史學在這些國家發展的重要源動力。“歷史工作坊”最核心的理念是歷史知識的民主化,反對歷史的絕對客觀與中立,提出“歷史自下而上”,融個人經歷、體驗于宏大歷史敘述,書寫被忽略的或被邊緣化的社群的歷史;口述歷史成為史料的重要來源;主觀性進入歷史分析,挑戰傳統的社會歷史范式。于是,沒有受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人也可以參與歷史書寫,勞工階層和其他被邊緣化的社群應該參與到歷史的生產中,而不只是被動地消費歷史。影視作品、展覽、媒體與各類出版物所呈現的歷史成為政治與文化參與的新形式。這其實是一種民粹主義思潮,即無論階級、財富、性別,每個人的經歷平等,每個人都有書寫歷史的智識與權利。同時,“歷史工作坊”運動還受“新左派”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與反實證主義的社會與文化結合,改變了高等教育的諸多領域,歷史學便是其中之一。“(歷史的使命)歷史生產的民主化、擴大歷史書寫的范疇,融現實經驗于對過去的解讀之中。”可見,“歷史工作坊”不僅擴大了歷史研究的范疇,還展示了更為寬容的歷史書寫風格。

  在英國,歷史在真正意義上走向公眾開始于20世紀初。歷史學家約翰·托什(John Tosh)將英國的公眾史學傳統歸納為三種形式。首先,歷史成為公眾教育的一部分。喬治·特里唯亞(George Trevelyan)在《英格蘭歷史》(History of England )一書中講述了他的伯叔祖父馬可雷爵士(Lord Macaulay) 的顯赫成就,指出正是英國獨特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以及以堅韌、沉著、向往自由為核心的國家精神使得個人能取得如此成就。歷史由此成為一種能夠充滿人性的教育,啟發對現實的思索。過去雖然與現實相關,但只是一個遠離現實的避難所,而不是與現實積極對話的手段。其次,歷史與國際事務,尤其是公共政策在公眾生活中發揮作用。第三,歷史在社會經濟事務中發揮作用。左派史學家唐寧(R. H. Tawney)倡導歷史的相關性以及用史學視角進行社會批判;與政治史不同,經濟史講述的是普通民眾的需求。這三種形式雖然與公眾相關,但均屬于職業歷史學家眼光里的“歷史相關性”(relevant history)。而在1960年至1980年代, 受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影響,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真正成為現代英國公眾史學的基礎。 保羅·湯普森(Paul Thompson)對被剝削階層充滿同情,通過一系列的文章反映工業化進程中的種種現實以及不同文化階層的反抗,這種與工人階級及下層民眾的身份認同深深影響了學院之外的歷史受眾。

  英國公眾史學研究的真正先驅是拉菲爾·薩繆爾(Raphael Samuel)。他提出“人民的遺產”(people’s heritage),倡導 “非官方知識” (unofficial knowledge),包括口述傳統、兒童戲劇、歷史辯論等多種歷史形式,并指出歷史是一種“社會形式的知識”,也是一系列的活動與實踐的集合。他還視大眾記憶為1960年代新社會史學運動的產物,與美國公眾史學起源的時代背景一致。關于遺產,薩繆爾認為遺產不應只是那些代表宏大歷史敘事的名人故居,而更應該是關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鄉村農舍、關于如何繼承代代相傳的手工技藝、關于講述平民企業家的故事。這種“自下而上的遺產”其實是1960至1970年代新社會史學對遺產的一種極為人性的回應,意味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接下來的近半個世紀,職業歷史學家在公眾領域的實踐呈多元態勢。他們通過影視、網絡、報刊等媒體或政策咨詢等形式,將研究成果傳播到學院之外,引起廣泛的公眾關注。他們開始與博物館和遺產機構合作,這一方面是學術界與這些機構對話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消費物質或非物質遺產文化的公眾需求。他們還在各個社群開展歷史項目,如社群口述歷史項目、家族歷史與企業歷史撰寫等。這里,職業史學家扮演著顧問、支持者和協調者的角色。同時,作為公眾記憶的載體,歷史不僅僅是糾正虛構或錯誤的記憶,還能將過去與現實的種種問題聯系在一起,這對于正視有爭議的歷史或是曾經被官方歷史隱去或忽略的歷史,譬如英國的殖民歷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原住民歷史、美國的奴隸歷史等研究尤為重要。

  當然,歷史的公眾角色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公眾史學項目都帶有實踐的動機或目的。公眾史學的價值在于批判性地傳遞某種學術矛盾或挑戰:當歷史傳播的受眾范圍越廣,我們就越能看到歷史的作用在于批判、開放,而不是走向自我封閉;不在于固守某個答案或某種觀點,而在于發掘不同的可能性。職業史學家突破學院的藩籬走向公眾僅僅是公眾史學的一種形式而已,而公眾史學更多意味著學院派和社區歷史學家之間的一種職業關系,有時甚至根本沒有學院派史學家的參與。發生在學院之外,譬如在博物館、歷史遺址、社群中的歷史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與被動消費過去的學院歷史相比,這類歷史往往富有創意和激情,受到廣泛關注,公眾享有充分的“所有權”(the ownership)。因此,公眾史學不僅是學院對社群歷史的貢獻,還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將歷史與公眾分享,并與之共同解讀和書寫歷史。

  遺產與記憶在英國似乎是公眾史學的代名詞。史地學家戴維·洛文塔爾(David Lowenthal)認為記憶的主要功能是為現實所用。我們認識過去、閱讀史料、參觀遺址,實質是與歷史對話。我們試圖將個體與集體記憶和公眾歷史聯系在一起,但歷史的真實性其實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從內容到形式、過程、形象再到儀式展演都是如此。因此,原真性既“受制于時間”也“受制于文化”。歷史學家帕特里克·懷特(Patrick Wright)論稱歷史遺址體現了英國政府對大英帝國的光榮充滿“民族懷舊”,而私人資本與遺產保護其實矛盾重重。作為英國最大的土地擁有者,國家信托(National Trust)并沒有有效地解決這些矛盾與紛爭。歷史學家羅伯特·何唯森(Robert Hewison)更為犀利地指出所謂的 “遺產工業” 只是政治與權力斗爭的產物。1983年,由英國政府出資成立了遺產保護和研究機構“英國遺產”(English Heritage)。公眾對歷史的熱情與政府提倡保護國家遺產的初衷似乎一致。不過這是否意味著公眾更接近并擁有歷史?對歷史進行商業包裝,很多人們喜聞樂見的遺址所傳達的是一種淺顯的歷史、懷舊的情節或墨守陳規的儀式而已。公眾雖然對歷史抱有熱情但并不完全具備分析甄別的能力,在歷史走向更廣范圍的公眾時,歷史的復雜性被妥協,不是所有人都能用歷史方式去思維,因此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遠離公眾。一方面,歷史是否與現實相關;另一方面,歷史在多大程度上作為一門科學,具備專業知識、高層次的分析批判技能、方法、解釋性的見解或觀點:這其實是兩個不同的訴求。與19世紀的“歷史相關性”探索不同,“批判性公眾史學”不僅僅是歷史知識和成果的傳播,還在于它關注公眾,并希望通過歷史的解釋和傳播激發公眾辯論,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正因為此,在英國,以及受其影響的歐洲其他國家,公眾史學與歷史教育相輔相成。

  公眾史學作為一個學科,在英國則剛剛興起,它整合了文化身份、遺產、資源管理、制度化的記憶、歷史政策、公眾參與、公民教育等概念,但尚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框架。公眾史學研究試圖回答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公眾史學家在學院之外如何使用史學理論、史料編纂、歷史研究方法與技能?公眾史學對傳統歷史學家的學術準則、倫理道德等的主要挑戰是什么?其次,“公眾”本身是一個值得商榷的概念,與“大眾”“民眾”“非官方”“關于整個政治形態或政體”,或者是“人人均可享有”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如何界定“公眾”以及公眾在公眾史學實踐中的角色?在各種公眾史學場所,專業人士是如何與公眾“共享權威”的?公眾又是如何從被動的旁觀者轉化為歷史的生產者和傳播者的?最后,多數情況下,公眾史學是一個動態過程,它是史學的各個領域與相關分支學科之間的橋梁,在項目合作、歷史呈現和傳播中與公眾共享話語權。在這一進程中,就學術與實踐的不同目標、公眾政策、制度上的遠見、公眾參與以及商業現實等有哪些矛盾和協同? 與之相關的是,公眾史學的集體性似乎與傳統史學研究的個體性格格不入。公眾始終存在,公眾服務也始終存在,因此歷史與公眾的對話始終存在。由于公眾史學是公眾參與或資助的歷史,因此非歷史判斷進入歷史敘事,妥協在所難免。盡管如此,對于公眾關注的歷史事件分析和呈現,公眾史學是唯一由職業史學家介入的嚴肅的集體行為。公眾史學的集體性能促使人們重新思索國家歷史,而歷史認知,或是對歷史的關注和熱情,內化為公民權利的一部分。

  歷史學家彼得·曼德爾(Peter Mandler)在論述歷史在國家生活中的作用時指出,嚴肅的歷史學家既能夠從事嚴謹的學術研究,其成果也能為公眾接受。這看似積極的結論其實暗示著學院派史學與公眾史學的矛盾:歷史學家應該如何與公眾交流歷史思維的方式和批判思維的技能?公眾史學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盧德米拉·約丹諾娃(Ludmilla J. Jordanova)認為歷史學家應該與公眾共享推理模式與實踐進程。基于歷史學家實踐的核心是歷史受眾和學院內外的公眾這一理念,她敦促歷史學家將其推理的模式與實踐擴大至公眾領域,鼓勵在分析神話、信仰、偏見的力量時使用跨學科的視野與方法。她主張公眾史學的核心問題與歷史學本身一致,因此史學中關于年代分析的假設、歷史機構與動因、反思性的歷史評判等,都需要歷史學家進行批判性分析。

  約翰·托什則主張“實踐歷史主義”,視公眾史學為應用史學的一種方式。盡管歷史似乎無處不在,但對于在協商民主制度下的公眾而言,這些通過課堂、媒體等傳播或呈現的歷史還不夠活躍,最多只能激發低層次的批判性歷史感知。而歷史學家還沒有在政策制定中充分傳播批判性歷史知識或通過各種媒介將歷史呈現給公眾。他認為實踐歷史主義需要更高層次的批判性歷史思維,將史學視角注入公眾辯論中,同時與公眾分享其學術技能。公眾史學家有責任幫助公眾更好地解讀歷史,進而真正地擁有歷史。盡管盧德米拉批判約翰·托什讓公眾真正擁有歷史的“批判性歷史主義”過于浪漫,忽略了公眾參與歷史的種種障礙,但與約翰·托什一致,她也主張歷史思維模式、歷史學家的責任與擔當、共享權威,而這些都是公眾史學的核心。


  課程地址:北京大學歷史研修班

  課程報名:李主任 1391124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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